案例：

李某于2018年3月与X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，约定为X商行承担送货、找货、装货、卸货工作。合同第五条约定：X商行不负责李某的三险(或五险)，保险金都包括在所发工资内，如有愿入三险(或五险)的，可提出书面申请，X商行将在所发工资内扣除保险金。

T公司和X商行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袁某某。因X商行已于2019年9月18日注销，袁某某出于安置X商行员工的需要，决定由T公司在同等条件、待遇下和李某签订新的劳动合同，建立新的劳动关系，相应的工龄可以延续计算，且在新的劳动合同中增加为李某缴纳社保的条款。袁某某于2019年11月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将上述情形告知李某，并于2019年12月11日向李某发送了签订劳动合同通知，要求李某于2019年12月14日前至指定地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但李某均予以拒绝。

李某认为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，T公司规避法定义务的事实持续存在，其一直未给自己缴纳社保已造成很大损失，故以此为由于2019年12月12日向T公司提出辞职，并向仲裁委提起仲裁，要求T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。

T公司则认为无论是X商行还是T公司，在李某社保的缴纳问题上不存在主观恶意。李某与X商行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放弃了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权利。且X商行注销后，T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要求李某签订劳动合同，并告知工资其他条款均无变化，只是多了缴纳社保的条款。李某予以拒绝。缴纳社保不仅是公司的义务，也是员工的义务。李某不配合X商行、T公司为其缴纳社保，又以此为由要求经济补偿金，明显存在恶意。

该仲裁委最终裁决T公司向李某支付经济补偿金。T公司不服，遂诉至法院。

法院认为：

根据查明的事实，李某在X商行工作至X商行注销之日止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X商行将社会保险金支付给李某或由李某申请后X商行替其缴纳。对此，法院认为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协商约定不缴纳社保，该行为有违法律强制性规定。但X商行注销后，李某在与X商行系同一法定代表人的T公司工作，李某自述工作岗位、地点均未发生变化。李某在T公司工作期间，T公司多次提出与李某在同等条件、待遇下签订劳动合同，并为其缴纳社保，但李某均予以拒绝，且并未提出合理的拒绝理由。现李某再以T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。法院难以认定T公司系出于主观恶意而不为李某缴纳社保费，故此亦不能成为劳动者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。

综上所述，法院判决T公司无需向李某支付经济补偿金。